我的佛缘

　　刘先和

　　佛缘，是指一个人与佛学、佛教的因缘，从一般习惯上讲，这种因缘是因人而异的，有深有浅，有厚有薄，乃至有的人似乎毫无佛缘。但从佛学关于世界(包括生命)的起源都是因真如的动态而生的原理告诉我们，一切生命都是有佛缘的。这是因为一切生命都同出一体，由一体而生，这个一体就是真如，故而佛学有“一切即一，一即一切”之理义。真如一词也只是释迦牟尼对于表述世界本体时所用的一个名相，佛学里对于这个真如以方便而说，叫法很多，佛就是其中的一个。从这个角度来认识佛缘，认识佛与众生，即“众生即佛，佛即众生” 。众生皆有佛缘。既然人人都有佛缘，为什么在实际生活中有的人信佛，而有的人却不信呢?这种差别是由于佛缘在一期生命中显示的迟与早、强与弱所致。

　　我居家学佛二十年，无疑今生是有佛缘的，仔仔细细地想一想，我的佛缘在今生有三大突出显现。

　　一是我在少年时曾听母亲说过，母亲在怀上我之前曾在一天夜里作了一个梦，梦见一位生有长长的白胡子、好似一位土地老公公的仙人手执拂子，从天上飘飘而下，当到母亲面前时对着母亲欣然一笑。天亮后母亲将梦境告诉父亲，父亲高兴地说这是仙人送子，以后不管生男生女都取名为“仙和”。这“和”是应我两个哥哥的名字的尾字，因他们的名字的最后一字都是和，这“仙”自然就表明仙人所送的意思。后来母亲果然有孕怀上了我，“仙和”就成了我的名字。这个名字一直用到1966年“文化革命”，后来因大兴“破四旧”之风，我所在的中学一时兴起一股改名的热潮，在这股革命的洪流之中，我觉得“仙”字颇带“封、资、修”的意识，于是便自作主张将“仙”改为“先”，以示革命。但其实这个“仙”字却一直没有离开过我，熟习我的同学和朋友给我写信时仍用这个“仙”字，后来我发表文章仍将“仙和”作为笔名。仔细回头一想，这一个“仙”字也许就是我宿世生命中所带来的佛缘，是生生世世生命对佛缘的积聚。

　　二是在我十二岁那年，外婆出家所在的庵堂因另一僧人的去世而只有外婆独自一人居住，故而父母对此不放心，就决定从家里派一人去与外婆作伴，依父母原本的意思是打算安排我姐姐去的，一则她年龄大些，再则是女性照顾起来比较方便，但不知为什么我当时却坚持要去(我的这个态度是长大以后听家里人告诉我的)，父母只好依随了我的意愿，便托人将我从贵州带回湖南老家与外婆一起生活。外婆所在的南岳庵堂是一座观音庵，正殿中高高竖有一座坐在莲花上的观世音金身像，殿两侧分别是竖有九个罗汉像，正殿后壁是地藏菩萨像。尽管那时正处在上个世纪的六十年代初，即便是在那偏僻的农村，左的思想气氛很浓，影响也很重。但那座庵堂的香火却一直十分兴旺，特别是观世音菩萨的三大节日，那整个庵堂里里外外人山人海，拜菩萨的，还愿的，许愿的，求签的，好不热闹。这些络绎不绝的人群中，还有不少人是远道从城里而来的国家干部。尽管我在那座庵堂只住了一年的时间，但当地那些信众对佛、菩萨的虔诚，对佛教的信仰之心、之情，牢牢地、深深地镌刻在我年少的心底。还有日日都能听到外婆随着那轻轻木鱼声的诵经声，佛事活动中外婆那响彻庵堂内外悠扬高亢的佛歌声，至今时时还在我耳边回响。

　　三是在我父亲生病住院期间，我面对父亲躺在病床上日趋消瘦的身体开始思考生命，特别是在父亲去世之后，我对生命的思考更为强烈。我除了在感情上有着不能接受父亲离去的伤痛外，我还不相信一个活生生的生命就这样随着呼吸的停止而完全消失，也不留下一点什么。我心里在问：难道生命就是这样徒然的来，断然地去?生命除了肉体之外难道就什么都没有?肉体生命未形成以前难道生命一点其他迹象都没有吗?如果说有那又会是什么?肉体生命结束后就什么都完结了吗?如果说有那又会是什么?这一系列的问题在那段时间困扰着我，缠绕着我，使我本自就十分伤痛的心长时间难以平静。也正是在这个十分痛苦的时候，我有缘从朋友那里得到一本《六祖坛经浅释》，记得是宣化上人讲述的。可以说，我当时对生命思考的所有的问题，在这本佛学书中得以解答。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，我开始步入学习佛学的征途。

　　我起步学佛时正值一生中的年富力强时期，也还正在一个县里担任县委主要领导职务，尽管工作十分繁忙，身负的担子也很重，但这并不有碍于我的学习，我尽可能地利用一切空余时间学习佛学。后来为了方便学习我又向组织提出申请调到上级统战部工作，这就给我的学习带来了更大的方便，这或许也是我的佛缘所至。我深深感到只有真正学习佛学，特别是实践佛法修持后，才切身感觉到今生能与佛有缘是人生的一大殊胜。二十年来我以《六祖坛经》起步，以《金刚经》为主线读了一些佛经，同时也读了不少有关佛学书籍。正是这些善知识解说了我对生命的众多质疑，给了我生命的新生力量，给了我智慧，给了我光明，使我对世界与生命有了崭新的认识，使我从生命的迷妄中清醒过来，从此走上了一条学佛解脱之道。